自由的光與影：從「吊燈裡的巨蟒」看中國政府的影響力操作
◎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荣誉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编按：2024 年适逢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 35 周年、香港雨伞运动 10 周年及反送中运动 5 周年、台湾太阳花运动 10 周年，恰是回顾中、港、台人权与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与国家人权委员会联合邀请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于 2024 年 9 月中旬访台，并与多个学界及公民社会团体合作举办「人权发展」系列讲座，同时与「菜市场政治学」合作将部分场次演讲逐字稿编辑并收录为科普文章。本文出自林培瑞教授 2024 年 9 月 12 日于中央研究院的演讲逐字稿，经讲者审阅及授权后刊登；该演讲由政大国发所、国家人权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举办，由中研院社会所中国效应主题研究小组召集人林宗弘研究员主持。
「吊灯里的巨蟒」这个概念，是我二十几年以前想到的，自己的主观的一种感觉：我在中共的官员面前，为什么感觉到有点不自在、不容易说自己的话？想好了这个概念以后，才想到这个比喻法—「吊灯里的巨蟒」发射下来的影响。先说四点，二十分钟里边很简单的说四点。一个是 fear-induced self-censorship（自我审查），我当年为什么怕说话，为什么自我审查，是因为一种怕。第二点是 self-censorship becomes naturalized（自我审查自然化），日子久了，本来你感觉到怕，后来就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反应。第三点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巩固了以后，引发一种「意识分裂」的问题；我觉得尤其是大陆的老百姓，他们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意识分裂的问题，不是说他们心里有病，是说他习惯了一种意识分裂的现象。第四点想说明是，这些受害者或者受影响者，不只是那么几个人，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恐惧诱发的自我审查
第一点，fear-induced self-censorship。我当年那篇文章里头的一个重点是说：self-censorship 那红线，你不能过的那个红线，是故意模糊的。比如告诉我，我不能到中国去、在黑名单上，他故意不说理由，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更是会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
我举个例子吧，我当年在普林斯顿教了一个印尼籍女学生的中文，她学得很好、很积极，然后她到华盛顿得到了一个人权观察的暑期 internship（实习）。她很想去，她来问我要不要去。我说：「这个好机会，你去吧！」过几天，她回来说，她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听到我的问题，她自己也想避免上黑名单，所以她拒绝了人权观察在华盛顿的一个暑期 internship。这个说明她完全过分地在不需要自我审查的地方，她还是自我审查。
这是故意的，这是人家那种巨蟒的作用，就是让你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就自己更是会自我审查。有反讽的一点是，像我、或者我的朋友黎安友，这些比较知道情况、比较有名的上了黑名单的人，我们变成北京的一个工具。因为像我那学生，他想到华盛顿去做人权观察的工作，可是他发现这问题发生在我的身上以后，我就变成他们施加害怕、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
那么，三十年来，有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者，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问我：「林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够过到你这个处境？」我是被动的，我就变成北京的一个工具。但是北京工具的反面也是：我更自由。我喜欢指出这一点来。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还在巨蟒底下写我的文章、说我的话的时候，我都是：「巨蟒在哪？应该怎么说，或者用什么语言去描写？」比如台独（Taiwan independence），你不能用这样的词，要说海峡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我受到那种巨蟒的影响，感觉有点困扰。但是一上黑名单就没有了。
中国农民说，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死猪了。所以，现在新闻界的记者、美国新闻记者，喜欢找我问问题。不一定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的汉学家多，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自我审查，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是对的一个答案，我会直接地告诉他。这是第一点 fear-induced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的自然化
第二点，自我审查 self-censorship becomes naturalized（被自然化），甚至于“石化”（fossilized）。我的许多异议人士的中国朋友，他站出来 speak truth to power、跟共产党说不喜欢听的话。他常常告诉我，最有意见的人，本来最有意见的人，是他周围的人、他的家庭。因为你站出来大嘴巴说你的直言，可是冒险的，也是我们这儿的。所以变成一种说大话是一种愚蠢的东西。“Stupid, why are you doing this? Ruining your life and ours too.”
弄得是，每个人都有一種 personal risk trap：我理想在这儿，我知道应该怎么说；可是我说的话有代价，不仅是对我自己，对我的亲戚、我的家人有代价，所以是一种 risk trap。我敢不敢说？敢说的，那么一个人，但大概有十几个，或者几百个人，看法跟他一样，可是不说。自我审查变成一种不 stupid 而且自然的情况，接受这个位置。日子久了，那种 naturalized 就变成一种你不考虑、你就自然的用这种自我审查的话。
我这儿也说一个例子：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在普林斯顿参加一个语言教学老师的会议。有个年轻女的老师来找我：「记得我们八九年，我们见过面，我们在北京曾经跟你见过面。」稍微有印象，我们就寒暄几分钟。然后她问我：「那是在动乱以前，还是以后。」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学生动乱，可是我就是为了调侃她：「是谁动乱？是学生动乱？还是政府动乱？是国家动乱？」她用很道歉的口气来跟我说：「当年，我完全是站在你这一边上，我同情学生，方励之到使馆，都对。」可是，她日子久了，动乱两个字就变成她自己的一种日常用语。好比说是今天星期四、那天是动乱、四九年是解放以后，这种迫使你去接受的概念，慢慢的日子久了，变成一种「化石化」的自然的东西。
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不久，在加州大学，我讲中国的古代历史的时候，批评了一些大陆来的学生。他们说封建时代，在他们的概念里头是四九年以前；明清是封建，哪怕是国民党时期也是封建。我说封建是先秦的东西，认真做历史学家而言，明清不是封建。然后下课以后，有一个中国学生来找我，善意的跟我们说：「林老师，你不知道你提那个问题，是个敏感问题。」他说敏感问题的意思是：我不应该说。所以在他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化石化」的一个东西，他也是善意的告诉我。敏感问题，你不要那么说、应该这么说。
自我审查造成意识分裂
第三点，意识分裂问题。因为日子久了，理想在这儿，实际的语言在这儿，就变成一种两层面，甚至于三、四层面的一种心理问题。比如，晚上吃饭，喝酒骂娘、骂习近平如何如何，国内的宴会上有这种话。可是，第二天出门上班，就变成一种不同的语言，不说那些话，你的生活和语言就分两个阶段。
我再举个具体的例子，从我自己的历史经验。那年，我在普林斯顿教书的时候，普林斯顿来了一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政治局的代表团、还有纽约的领馆官员也一块来，都到普林斯顿来。很奇怪的，他要求我们普林斯顿的校方：「我们能不能跟李锐见面？」我跟李锐见面，我带了个学生，我们座谈了一个半钟头。他一开口就说：「林教授，我们发现你的状态有些偏见，我们想帮你理解我们国家怎么怎么样。」然后谈了半天，「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若干好处等等，你大概不知道啦。」都是官方话，而且每一个人轮流问我这种问题。散会以后，我们去喝茶的时候，同样那些人来问我：「你能到中国去，我们欢迎你来。」有一个问说：「刘宾雁过得好不好？」那时候，在我们普林斯顿附近，住着很有名的一个批评共产党的作家刘宾雁。 「他好不好？你能不能带话给他？说我们关心他。」说明他们有两个层面的意识。
前几个星期，我在微信上看到了这么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这是一个网上的公民写的：「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在加沙地区旅游或者工作，碰到了危险，在暂时无法联系到咱们国家的大使馆的时候，你会选择向以色列政府还是向哈马斯求助，你的选择代表了你的真实立场。」很快的一个跟帖说：「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会向以色列当局求助，但永远站在哈马斯一边。」又跟着一个跟帖说：「就像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会送子女去美国留学，但是永远站在俄罗斯一边。」说明那种「石化化」的两层面的精神分裂，有时候变成一种表层数你意识不到，可是，你肚子里的价值观，跟你习惯说的价值观有区别。
自我审查影响的普遍化
第四点，huge number of victims，我们本来共产党的受害者，那是西藏、维吾尔、蒙古、法轮功、右派等等，有各种类别。但是在「吊灯里的巨蟒」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主流也变成受害者。
中国文化价值观，在儒家的传统以来，是很注重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好的人。我可以说半天，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语言里头已经有这种概念。母亲骂孩子：「你不像话，你的行为不像话，你做的很好，说的很好。」就是你的道德 performance。中国文化很靠重、很依靠那种道德概念。而共产党以来，尤其是在大跃进、文革以后，传统的概念受相当大的打击。
本来，许多参加革命的年轻、有理想的中国人，把社会主义的理想补进去「为人民服务」，创立一个新的、健康的社会等等。但是，毛闯过以后，那种信仰就不算数。那语言还在，可是理想不在那。你现在「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语言，是你下棋去达到你的目的用的，而不是你真的有这种理想。所以，有这种现象以来，年轻人就变成一种「犬儒主义」。我怎么用语言去达到我的目标，而不是我的语言和我的理想有关呢？巨蟒在吊灯里头恶化这个现象。
当然，我最近没有到中国去。可是我在加州大学的校园里头碰到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常常有一种想法：“能够拿到手就是好处，好处能够拿到手就是本事，能够达到目标。”我再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不好意思，因为是跟大陆来的学生，在我大班上作弊。美国学生也作弊，台湾来的学生、新加坡来的学生都作弊，我不是说这个比较，但是他们的作弊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给他们小考，小考十分钟把答案写出来。第二天看他们的考卷，那些一群的大陆来的学生，答案完全一样，多半也是正确的答案，可是错的也完全一样。我就吃惊，他们怎么在十分钟以内能够联络、交换答案，可能他们用手机弄得很快。可是我说他，我关心的是他不是他作弊本身，是他对作弊的态度，好像是得意洋洋：“我作弊做得不错、效率很高”等等。甚至那天我去，我看见他们在一起、在交换资料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们不丢脸吗？想到父母，想到国家，你还在……”他们无所谓：“真行！”给我的感觉是他那种“石化化”的、意识分裂的问题，变成一种对的行為，他忘了本来应该怎么做人那种价值观。
刚才有一位我上来以前在问我：在上海很多老百姓在接受监控的情况之下，并不觉得浑身不满意，觉得更舒服、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George Orwell 的《1984》那本小说里头，跟现在习近平走的方向很像，但是习的不同是因为他有科技、他有照相机、他有 DNA、什么 iris（虹膜），都能够很高科技的去观察你的行为。所以，这是个新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个新的现象。在我的脑子里头产生这么一个问题：人性能不能接受 24 小时被观察、被监控？我这个老人了，我吃不惯别人在那观察我。我妻子童屹，她可以证明，她有时候想帮忙，她观察我。我说：「你不要观察，我自己想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以为是一种人性，要拒绝被观察，但是不一定。刚才这位，我忘了哪位提了这个问题。一百年以后的人，会不会变成一种大蟒蛇控制的、「化石化」，变成一种理所当然、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分享、帮我解决。
自由的光與影：從「吊燈裡的巨蟒」看中國政府的影響力操作